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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下降“海啸”将至?

来源: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添加时间:2021-04-30 15:02:00 点击:73

  在不久的将来,地球上的人类是否将变得越来越少?

  这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数十年来,人们一直被灌输着“人口爆炸”的理论——不断膨胀的人口将消耗完地球的资源。联合国2015年的报告预测:2023年世界人口将冲破80亿大关,到21世纪末将达到峰值110亿,之后才开始下降。

  然而,人口的“峰值”和“下降”都可能比预期的更早到来。

  从东亚到欧洲、从美国到巴西,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生儿数量大幅下滑的现象——美国人口增长率80年来最低,韩国则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口学家意识到:未来的30年将出现本世纪的重大决定性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决定性事件),那就是全球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且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就将见到这一拐点。

  正因如此,实际上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萧条——种群无情“败落”下去,它跨越了人种、民族、文化、地域,是 “人类”物种的一个大趋势。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全球人口下降的趋势是否属实?若是如此,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类社会会发生怎样根本性的变化?这又意味着什么?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欧美亚多国已研究该问题数十年的人口专家、求教亲自考察多国实况的民调专家、翻阅权威科学研究报告,试图向读者展现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求证结果。

  许多人或许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件好事。然而,答案可能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人口减少的影响极为复杂而深刻,是一个会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今天出生的儿童将在成年时遭遇人口下降的全面冲击。专家告诉我们,那时的他们不一定更易找工作或变得更富裕,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慢慢变老的城市化世界中,乡村和地方将日趋凋敝直至消失,世界的格局也将发生变化。

  “人口减少就像是地平线上已可以望见的海啸,转眼就将冲到我们眼前。”一位人口专家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全球将面临人口结构巨变“空荡荡的地球”太夸张吗?人们觉得全球人口下降的消息令人震惊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

  “要人们认识到人口减少的趋势很困难,因为所有的舆论都仍在强调人口爆炸的理论,就连《复仇者联盟》电影中的灭霸都认为要消灭宇宙中一半的人口来恢复自然的平衡。”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益普索(Ipsos)公共事务CEO 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对澎湃新闻说。

  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就曾预言,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食物供给的增加,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的灾难。在他的那个时代,地球人口首次达到了10亿。一个世纪后,全球人口达到了20亿。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度被许多国家所接纳。直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R·埃里希教授还在畅销书《人口炸弹》中预测,人口过剩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引发全球饥荒,并主张立即采取行动限制人口增长。

  今天,全世界人口已达到78亿。然而,如今大部分人都比马尔萨斯时代的英格兰穷人更长寿、更健康。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忽视了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作用。

  2015年,联合国预测,地球人口总量将在今后三十年里增加20亿,2050年将达到97亿,并在2100年达到110亿的峰值,随后再开始下降。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联合国的数字高估得太多了。他们认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地球的人口将在2040-20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达到90亿上下的峰值,接着便开始减少。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或将回到现在的人口数量,并稳步走低。

  改变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的生育率都在暴跌,而且进展的速度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这种现象被人口学家形容为“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全球性变化之一”。

  去年7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题为“2017年至2100年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死亡率、移民和人口情景的预测”,他们分析称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88亿,这比联合国目前的预测少了20亿,而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会重新塑造人类社会和全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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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叶刀研究预测2017-2100年间,这些国家人口变化研究称,到本世纪末,除非有大量移民涌入,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83个将跌破保持人口水平的替代率临界值,包括中国、日本、泰国、韩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波兰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少一半。2019年,布里克和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资深记者、专栏作家约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在花了三年时间环游全世界后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到2050年前后,或者更早,人类将迎来全球人口拐点。

  “未来人口下降趋势几乎是不可遏制的。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下降已经是进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急剧缩水的地球村。”布里克对澎湃新闻说。布里克早年毕业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社会调研以及政治选举预测领域的专家,曾作为公众意见研究总监服务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

  布里克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最早开始于自己过去数十年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世界各地的人们告诉我和传统人口爆炸理论相反的事实,我心中一直在问,这是真的吗 ?”足足三年时间里,布里克和他的同伴利用工作出差间隙调查,足迹遍及六大洲的多座城市:布鲁塞尔、首尔、内罗毕、圣保罗、孟买、北京、堪培拉和维也纳等地。他们与当地政府官员、大学校园、研究机构和贫民窟里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进行了深度交流,其研究成果最后汇成了一本名字令人打冷颤的书——《空荡荡的地球》(Empty Planet)。

  在布里克看来,人口萎缩趋势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要远比气候变化更加确定,也更加深远。“在未来一两百年里,虽然环保努力可否拯救亚马孙雨林不得而知,但巴西人口的大幅减少则是确定无疑的。”他说。

  全球人口减少的征兆最早从欧洲开始。

  布里克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注意到了欧洲正在进行的两场并行的变革: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化潮流。他们最初认为那是欧洲特定情况下的特定产物。然而,事情很快变得明朗了——欧洲只是一股更宏大的全球潮流的先锋,这股潮流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引发了众多变化。

  上世纪50年代,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量,简称TFR)处在“婴儿潮”水平(baby boom,指1945年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的生育率的大幅升高):平均每位妇女至少有3.0个孩子。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198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至前所未有的1.3,甚至更低。今天,一个典型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7到1.8之间:大致与美国相当。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人口学的观点,2.1左右的TFR在人口学中被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意思是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就是人口简单再生产。倘若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足2个孩子,就是人口减缩再生产,总人口则会不断减少。

  法国今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正在经历45年以来的人口出生最低谷,2020年总共出生人口约为73.5万人,比上一年下滑了7%。去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平均1.84个孩子,而2019年为1.86个。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同样经历了生育低潮。上个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估计,新冠疫情及其伴随的经济衰退将会使得2021年美国新生婴儿数大幅减少30万至50万,产生所谓的“生育低谷”(Baby Bust)。

  美国的生育率于2018年下跌到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仅1.7,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

  这一趋势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印证,上述地方生育率和新生儿人数连年走低。

  今年3月,韩国首尔市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尔市人口数量32年来首次跌破1000万。2020年,韩国首次录得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意味着韩国人口已达到峰值,开始下降。有学者称,韩国未来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类似的情况在邻国日本已经发生多年,并不断恶化。说到今天日本的人口情况时,人们经常会使用“灾难性”来描述。2010年,日本人口达到峰值1.28亿。仅仅5年后,这个数字就跌到1.27亿,5年时间日本就失去了近百万人口。 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为84.8万人,降至历史最低。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的怀孕人数与2019年相比也有所减少,预计2021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将跌破80万人,再次创下新低。

  然而最让布里克最感到意外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现。

  今天,在中国或印度出生(或者没出生)的孩子,将塑造全局人口格局的未来。由于全球超1/3的人口都生活在这两个国家,故这两个国家的新生儿将成为世界未来人口的重要基准。但是,中国和印度发出的信号表明,两国的人口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巅峰,接着就会跟全球的其余地区一样,进入人口增长迟滞的状态。

  2020年12月,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就撰文表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远弱于其他国家,但这仍未改变中国出生率不足的问题。

  上述《柳叶刀》报告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称,中国的人口将在四年内达到14亿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00年将减至7.32亿。

  2018年在印度调查期间,许多地方人口统计学家和政府官员们反反复复地对布里克说,他们怀疑印度的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假使如此,那么印度的情况就比联合国预测早了10年。它的人口也不太可能在2060年超过15亿,而且,还将在2100年跌落到12亿。”布里克说。

  目前印度约半数的邦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1,包括旁遮普(Punjab)、西孟加拉(West Bengal)在内的人口大邦,其生育率已经低于丹麦的水平。

  此外,最惊人的生育率下跌发生在一些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如伊朗。1982年,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每个妇女生育6.5个孩子,但是今天这个数字在1.7以下,低于丹麦。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北非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下降。

  不过,全球生育率的变化并不处处同步:北半球的下跌趋势已明显,而南半球尚有最后几个仍在快速增长的国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但布里克预测称,他们很快也将迎来下降。

  布里克表示,倘若以肯尼亚为代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可得到长足发展,和其他大洲的国家走上同一条全球化的发展之路——城市化,且妇女接受教育,那么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

  南美的巴西是另外一个让布里克吃惊的例子:这个人口数量排名全球第5的国家,本应是“一口人口增长的高压锅”,但它居然不是。巴西从20世纪60年代每名妇女生育6个孩子的典型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路走低,到2000年前后达到2.1的临界线,并进一步下降到今天的1.65左右。即使不再继续下降,到21世纪末,巴西人口也将从目前的2.1亿减少至1.4亿。

  这不仅仅是在巴西发生的现象——西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生育率为5.9。今天仅为2.1,刚好达到替代率。在这一地区的38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生育率约等于或低于替代率。该地区人口第二大国墨西哥如今也在步巴西的后尘,其生育率为2.3,而且还在不断下降。

  人口为何减少?

  为什么人类会越来越少?

  按照人口学理论,在没有外来迁移人口补充的条件下,假使一个地区的人口生育率水平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那在人口正增长惯性彻底消除后,该地区人口必然负增长,人口结构也必然老龄化。

  布里克认为,马尔萨斯的爆炸性人口增长理论并未在现实中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城市化的进展和女性权利意识的提高。

  “几乎在所有国家,城市化都是生育率降低最重要的因素。”布里克说。

  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育经济学的账本,它把孩子从农业时代的“资产”变成了“负债”,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化往往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她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有更多避孕措施可供选择。同时,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对婚姻和育儿有着重大影响的家族和宗教的权威影响在下降。

  布里克举了一个上述各种因素均发挥影响的例子:菲律宾,这个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西太平洋发展中国家1960年时农村人口(1900万)是城市人口的两倍(800万)。今天,菲律宾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当,到2030 年,城市人口将占到65%。

  与此同时,1965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7,如今是3,并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迅速下降。菲律宾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不单单发达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亦同样如此,而且用不了多久这些国家也将步发达国家的后尘。

  从内罗毕到首尔、从圣保罗到新德里,布里克在与许多年轻人的交谈中发现,即使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想要1到2两个孩子的小规模家庭的想法已经非常普遍。

  现年65岁的欧洲人口学家,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 头发灰白,略微谢顶,出生于1956年的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是个典型的“婴儿潮”一代。

  鲁茨和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一些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联合国预测之所以不准确,在于未将发展中国家因为城市化而实现的教育进步纳入未来人口预测的考量。他和同事们修正这些因素后预测,全球人口到21世纪中叶将趋于稳定,接着就开始下降。鲁茨相信,早至2060 年,全球人口就会萎缩。

  联合国的预测和部分人口专家认为的第二种可能鲁茨认为,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在1900年前后的欧洲发生,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是因为教育的普及,而之后的东亚在1960、70年代也重复了这一过程。“一言以蔽之,大脑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一旦女性进入社会,接受教育,有了事业,她就会想要拥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家庭或者不生孩子。”鲁茨对澎湃新闻解释说,“这件事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一旦只生一两个孩子的做法成为常态,就不会再轻易变化。夫妻也不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

  更重要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一旦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这种状态,它几乎不可能停下来——因为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会比前一年更少。而更难以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该理论认为,假使一个社会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而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

  鲁茨进一步指出,新冠疫情中的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由于疫情导致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在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会先考虑会否失业或财务可否保持稳定。因此,人们可能比从前更加可能放弃生孩子的愿望,“推迟要孩子”有可能成为“放弃要孩子”。

  人口减少有何影响?如何应对?

  “韩国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48岁的首尔国立大学人口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车永泰(Youngtae Cho)对澎湃新闻说。

  这一判断听上去让人难以理解。2020年,拥有5100万人口的韩国GDP全球排名第九,人均GDP排名第39,首都首尔是亚洲最发达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车永泰的眼中,韩国的未来已然“注定黯淡”。他用两组图表向澎湃新闻形象地解释了韩国人口的严峻现状和未来。

  1992-2061年韩国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73年)韩国有100万婴儿出生。1991年,这一数字降到70万,2002年降到48万,2016年降到36万,而去年2020年,只有不到28万人出生。”车永泰说,“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想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人口下降如此之剧烈。”事实上,韩国已然连续好几年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为0.84)。2020年,韩国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死亡人口首次超过新生人口。从今年开始,韩国人口每一年都将减少5万人。车永泰预计,10年后,韩国人口会开始剧烈下降,到本世纪末韩国人口将缩减到1700万(其中1400万集中在首尔地区)。

  2100年韩国人口将仅剩1700万“这就像是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一切都随之逐渐消失。”车永泰指着示意韩国人口演变的图表说。决定一个国家人口多少的只有两个因素:死亡人数和出生人数。今天的人口已经决定了未来死亡的人数,唯一的变量是出生的人数,而全世界没有一个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可成功扭转出生人数的减少。因而用车永泰的话来说,韩国人口未来减少的轨迹已经“被决定了”。

  韩国政府奖励鼓励生育孩子剧烈缩减的人口对韩国未来会带来哪些影响?30年后,韩国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车永泰所生活的社会是基于5000万韩国人口的市场需求,而未来大大缩小的人口意味着对于许多专业技能的需求将缩小。目前韩国社会令人羡慕的律师、公务员、会计师、医生等专业技术岗位都会遇到求职挑战。

  “比如说大学,未来除了首尔以外的地方大学将招不到足够的新生入学(事实上这已发生),随之而来的是大学规模缩小、教职员工薪酬减少甚至裁员。”车永泰说,“现在我的学生们未来若想要继续做教授,将会更加的困难。”

  在车永泰看来,人口减少的“海啸”已然形成,这一结果已经无法改变。目前唯一可做的是在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窗口里做准备。

  布里克认为,“虽然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当今天出生的孩子步入中年时,他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可能会发现,地球变得更加城市化、犯罪率更低、环境更健康,但有更多的老年人。尽管他寻找工作或许不难,但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因为为了支付所有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费用,税收将吃掉他的大部分薪水。学校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多,因为孩子不多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慢慢变老的城市化世界中,乡村和地方将日趋凋敝直至消失。”布里克这样描述着未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新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社会面临劳动力减少以及消费减少的风险。同时,随着年轻人的减少,富有创造力的思想也会减少。

  这种假想并非完全不可能。30年来,日本的经济基本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日益老龄化的人口消费越来越少,随之导致需求也越来越少 ,这与工作人口的减少一样,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过,人口减少也不只有负面的影响。“对于环境来说这是好事。人口减少会减少碳排放,同时更少的森林会被改造成农地。”布里克补充道。

  眼下,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进行“干预”。布里克和车永泰总结了两类主要措施:福利政策鼓励夫妇多生孩子;或者借力移民来补偿人口。

  对于前者,许多国家曾尝试过如增加产假和陪产假、免费的育儿服务、额外的补贴福利等刺激育龄夫妇生孩子。然而,欧洲、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例子都表明,这样的做法代价是昂贵的,并且收效甚微。

  “尚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恢复到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更替水平(2.1),更不用说在经济衰退期间(例如遇到疫情)生育率时常下降。而且,对于政府来说,说服夫妇养育一个他们原本不乐意生的孩子,也存在道德上的 争议。 ”布里克说。

  对于后者,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正是依靠着长期以来的外来移民增加他们的人口,补偿下降的生育率。然而,假使一个国家没有接纳多元文化的精神,那这样的做法只会引来灾难。更重要的是,一旦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在下降的时候,这就不再是解决的办法。

  车永泰也认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引入国际移民非常困难,例如东亚国家传统上就很难接受其他民族的移民。

  车永泰的建议是:对政府而言,应该尽快采取政策减轻人口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去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结构,比如延迟退休和尽快制定扶持乡村地区发展的政策。“不过,光延迟退休就不简单,这要涉及到薪酬改革、晋升制度改革等,而且通常来说,随着年龄增大,人们的劳动力水平也会下降。”他说。

  对个人来说,要尽快制定计划,比如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学生们,车永泰建议他们早做计划,在缩小的韩国国内市场面前,未来的他们应当努力培养自己可以在国外的市场上寻找工作的能力。

  “一些人认为,人口减少对环境好,所以是个好消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人口减少对每个人的影响将是不同的,要达成共识是极为困难的。但是若不能达成共识,人口减少将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无法忽视它,因为等你意识到严重性的时候再反应,就已经太晚了。”车永泰说。